——对《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的后评估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2007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编写“创新2050”战略研究系列报告。该报告采用“总体—领域—支撑”三级架构（图1），其中总体报告1份、分领域报告15份、支撑性报告3份，其体系设计蕴含着深层的战略规划方法论创新。遵循“总—分”研究范式，通过总体报告确立“科技革命触发文明形态跃迁”的核心命题，提出“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八大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的构想，形成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等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8个关键方面的图景。按照战略研究的可分解性原则，这八大图景在15个分领域报告（能源、信息、人口健康等）中形成多尺度验证体系。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区域科技发展”“重大交叉前沿”设置为独立模块，为各分领域科技发展提供支撑保障，增强了整个研究体系的系统性。

其中，“区域科技发展”模块作为各类科技命题的集成与综合，承载科技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该模块的成果《中国至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以下简称《路线图》），由陆大道院士担任组长、樊杰研究员任副组长的中国科学院区域发展领域战略研究组编写。作为我国首部面向2050年的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该报告系统阐述了区域发展研究在当代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特征，未来30—50年国家和社会发展提出的科技需求，以及区域发展研究的科学问题、目标、方法和支撑平台建设等。报告发布16年之后，国内外发展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由工业文明发展阶段正在迈向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本文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理念，对《路线图》进行后评估，认识其前瞻性与战略价值、实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新时期优化开展战略研究、优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布局、更好地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空间优化提供启迪。

“区域发展”研究作为18个重要创新领域之一的原因

为什么把“区域发展”研究作为中国科学院面向2050年的18个重要创新领域之一，这是一些人至今不理解的问题。在“创新2050”系列报告中，把“区域发展”作为重要领域之一，这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站在科技发展和国家需求相融合的历史高度、放眼人类文明的走势和科技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的前瞻性、战略性部署，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安排。

区域发展研究的主要特点

区域发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研究复杂性科学问题，是文理交叉的综合性科学门类。钱学森先生在他的《论地理科学》文集中，倡导文理交叉、研究复杂性科学问题。他把地理科学列为十大科学体系之一，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的地表格局演变规律，应用对象就是国土空间规划。这个科学命题和发展方向，就是今天的区域综合研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方向。“区域”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巨系统，钱学森先生称之为“复杂特殊的巨系统”。区域发展既有自然因素直接与间接的作用，也是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人文因素牵涉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同空间尺度区域之间的远程和近程作用、一个区域内部生态—经济—社会收益及其政策管理取向等。我国多年来的学科建设，并没有按照钱学森先生倡导的加快文理交叉的综合性科学门类的建设、解决国家复杂性重大问题的思路发展，文理学科分割的二元科学结构、重硬科学轻软科学的发展路径，无法为国家需求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路线图》正是面向“区域发展”紧迫而重大的国家需求，同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科研部署方向的紧密契合所选择的合理对策。

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资源环境科学的应用领域，其研究目标是形成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链条。区域发展研究布局适应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形态的方向。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有近50个院属研究单元，使得区域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科研布局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支撑中国科学院在该领域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事实上，在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我国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化工业化盲目发展、国土空间无序开发等问题，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力推动主体功能区研究、区划和规划，最后提升为国家区域战略和生态文明改革的基础性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国科学院能够依托学科领域、研究团队体量和水平，以及研究积累等的雄厚资源环境科学基础，发挥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中形成的研究优势，担当起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为方向、服务生态文明新形态下创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科学责任。

区域发展的研究范式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其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成果产出形式。以社交数据为主体的“大数据”和基于大模型的智能化决策支持平台建设，为提高区域发展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历史机遇。“未来地球计划”倡导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融合、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相结合的新研究范式，其实已经在我国区域发展研究领域成为通用的范式。而“未来地球计划”解决全球、国家和地方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目标取向，在区域层面上与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紧密的关联。“未来地球计划”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为我国新时期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行星边界研究及地球韧性、流空间中区域相互影响及响应等。把握中国区域发展特色、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科学前沿，通过中国科学院的区域发展创新性研究，弥补我国可持续性科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等研究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的短板，为全球科技创新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在影响决策、服务需求的研究范式方面引领全球的科研活动。

列入18个重要领域的原因

2007年3月29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考察工作，首次听取了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在全国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地位、贡献和发展规划汇报。对此，他深感欣慰，并充分肯定了该领域在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布局方面所展现的创新实力。他认为，随着党和国家日益重视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重要任务，这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经济社会之间的和谐协调发展。他强调，经济地理研究区域发展，就是要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研究区域发展的经济地理学，不仅要关注自然资源，还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同时充分考虑在全球经济中的区位优势。此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要方向，被列入随后部署“创新2050”研究中的18个领域之一。2009年，设立了全国第1个以文理交叉为学科基础、直面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同年，该领域作为“中国地域空间开发的理论体系研究及重大规划实践研究集体”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成为资环领域获得该奖项的第2个项目。将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创新2050”的18个重要领域之一，有以下4个原因。

准确把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作为一个大国，我国需要通过差异化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决策、规划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特别是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新阶段，科技支撑显得尤为迫切。

前瞻性认识科学发展趋势。科学从部门深化发展阶段开始走向文理综合、研究与应用贯通，这正是适应解决越来越多的复杂性问题的合理选择，全球社会科学联合会与自然科学联合会的合并也是试图引领这一方向。

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集成研究优势。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生态等单一资源环境要素的研究工作主要由国家相关部委下属的规划研究院承担，这些研究为各部门在特定资源环境要素的管理、利用与保护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相比之下，资源环境多要素的系统集成与综合研究，因涉及多学科交叉和复杂系统分析，更适宜由中国科学院这样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来主导开展，这也是中国科学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优势所在和职责所在。中国科学院在资源环境的集成研究上具有雄厚的研究实力，而生态文明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区域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作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开拓的新方向，以及把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区域发展的重点，这既发挥了学科优势，又适应了生态文明新形态的需求。

中国科学院在区域发展领域为国家作突出贡献的使命和初衷。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区划被转化为全国自中央到地方的全面行动，各地都设立农业区划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落实以中国科学院专家为主体划定的农业区划方案。1984年以来，提出点轴系统理论，以及开展国家尺度“T”字形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创新性研究。此后，不仅“T”字形结构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土空间开发布局稳定的骨架和战略重点，点轴系统也成为不同尺度空间规划采用最多的模式。

近20年来，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自然资源部合力，由中国科学院专家开展地域功能理论研究、开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方法、研制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转化为国家战略、规划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在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方面为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作出贡献，建立了良好的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的良性互动关系。

开拓性创新：战略谋划的范式突破

我国区域发展条件复杂，类型多样。进入21世纪以来，在持续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地域空间结构无序的矛盾日益突出，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区域发展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和社会所关注的重大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到21世纪中叶，我国区域发展将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区域发展面临着重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紧迫需求。区域发展领域迫切需要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科技发展部署。

时间维度：超长周期的战略谋划

中国科学院于2007年启动的“创新2050”战略研究，开创了超长周期科技规划的先河。该研究突破传统5年规划的视野局限，构建形成近50年跨度的科技发展路线图。国际经验表明，不仅是科技领域，国土空间、社会经济按照30—50年的时间尺度谋划和部署，通过长期趋势和长期战略的准确把握，对近中期5—15年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指导作用。

从发展规律看，由于现实世界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未来百年可能成为人类发展史上面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历史阶段。中国科学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把握30—50年尺度的科技演进规律（包括能源结构转型周期、技术代际跃迁周期等），构建长周期趋势研判与中短期（5—15年）行动计划之间的动态关联模型。这种“以长带短”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改善传统战略规划中远期目标模糊、近期行动分散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革命与文明形态转型的叠加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加速、城市化进程进入质量提升阶段），长周期战略所具有的“趋势锚定效应”为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参照系。

“创新2050”系列研究报告通过长周期展望和大趋势的稳定性来平衡中短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实现了科技发展战略的长远规划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协同，这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① 与其他部门的长远战略规划相比，“创新2050”具有开创性。当时除国家层面在探讨如何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外，中国科学院是少数启动开展面向2050年科技战略研究的机构之一。② “创新2050”提出的多项科技发展路线与中国近10年的重大生产力布局形成了有效的联动效应，发挥了对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牵引和驱动作用。该报告凝练出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22个战略性科技问题，获得广泛认同，其中大部分已转化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以及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研究报告的观点和建议，为中国科学院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创新2020”10年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创新2050”较早地将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当时尚处萌芽阶段的技术纳入国家战略视野，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提前布局和持续领先奠定了基础。

结构维度：系统集成的顶层设计

将区域科技发展作为单独的一项科技方向，不仅在中国科学院发展史上，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也是首创。其重要意义在于，系统和综合的科技研究在影响人类未来发展质量和效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总体谋划和系统部署。

区域科技模块以八大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为基础，坚持“三个维度”（经济增长—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相协调）、“三个要求”（发展民生—增强竞争力—尊重自然规律）、“三个空间”（实体空间—虚拟空间—非常规空间）、“三个融合”（资源环境等自然科学—模拟分析等工程科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等认知复杂系统的科学原理，将各个科技领域在特定的区域（空间）进行系统整合，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的治理理念相契合。这对我国近10年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深刻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在政策体系上，“四梁八柱”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被写入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在规划实践中，“科技创新—空间治理—生态文明”的协同机制在京津冀、长三角等试验区得到应用。

实施评估：战略延续性的优化空间

“创新2050”战略研究系列报告作为我国首部系统化、前瞻性的科技路线图，展现了卓越的战略预见性。然而，受机构改革与科研范式转型的影响，《路线图》未能持续实施，区域发展研究的科技战略地位趋于弱化，其实施过程呈现出若干值得关注的改进方向。

在战略延续性方面存在提升空间。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中国科学院在将《路线图》转化为制度性安排和行动计划方面尚有完善空间。“十二五”期间，中国科学院在规划编制工作方案中曾明确提出“创新2050”的研究成果是规划编制的首要参考，而“十三五”与“十四五”规划对此的体现程度有所调整。在组织架构方面，建立与《路线图》相适配的跨学科协同机制仍面临挑战，科技创新体系改革与长期战略目标的衔接仍需持续探索。

在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在区域发展领域的资源配置呈现阶段性调整特征。这一现象与其在“未来地球计划”框架下建立的学科优势形成对比——该计划强调的基础研究与决策应用协同机制，本可与我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功能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形成良好呼应。2009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对区域发展研究的投入比重有所调整，这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求的快速增长形成一定反差，可能影响资源环境科学的多学科集成效应，也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等特色学科的持续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总体来看，这些实施情况反映出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中一些值得探讨的议题，例如：如何更好地协调短期绩效与长期战略的关系，如何平衡学科建制与应用需求的关系等。未来通过建立《路线图》动态评估机制、完善领域导向的稳定支持体系、强化多尺度创新网络的协同效应，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

研究根基：区域发展规律认知与现实国家战略需求的辩证统一

以适应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前提

将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认知和理解《路线图》的基本纲领和准绳。

区域分异是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认知未来区域发展空间差异性的主要切入点。三大自然区和三级地势阶梯的基本格局，以及自然生态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分异，使得我国各地区支撑经济建设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差异很大；加之在区位、对内对外联系，以及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条件上的差距，形成了显著而复杂的区域发展分异。面向2050年的区域发展应该在正确和全面识别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差异性的基础上，探究区域发展分异的形成和演变机理，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空间结构的合理组织。《路线图》抓住了经济增长和区域不平衡性之间的“倒U字型”相关规律，预测2020—20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结构将表现为空间集聚的趋势；在2030年之后，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主导倾向将相对均衡化。这为后期开展前瞻性研究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均衡化程度和形态值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新因素、新机制作用影响区域发展演进，是理解区域发展不同阶段时间差异性的核心要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农业社会阶段，影响农业发展的农业自然资源条件（如气候、水、土地资源等）对区域发展具有根本性作用。工业化社会阶段，煤、铁、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在区域发展中处于支配和中心地位，这些都是影响区域发展的传统因素。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信息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成为主导区域发展的新因素。此外，新因素和新机制也是社会发展内涵发生变化的产物。之前，区域发展曾被认为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因此区域发展的过程就被理解为简单的工业化过程，许多早期的区域发展理论都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追求最大增长原则。随着区域发展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区域发展的过程并不简单是经济行为，还是社会行为，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效益将直接反馈到经济效益，尤其是长远的经济效益方面。因此，着眼区域发展的综合过程、追求区域发展综合效益就成为当代区域发展的新指向。可见，影响区域发展过程的变量不一定是经济因素，也包括社会价值观、环境伦理观、生态文明水平等非经济因素，这些在传统的区域发展理论中没有得到重视的因素，未来可能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新因素，这在《路线图》中给予了着重关注，将新因素研究作为27个关键科技命题之一。

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作为重要牵引

区域发展与区域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始终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根本导向。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科技战略研究中对区域科技定位模糊的局限，在理论层面具有重要创新价值。《路线图》明确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为科研机构履行国家战略科技使命提供了实践参考。其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我国四大战略需求，体现了对国土空间新体系和全球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前瞻性思考。

国土生态安全。《路线图》创新性地提出构建“宏观—区域—微观”三级生态安全网络体系，强调多层次、系统化的保护策略。这一思路超越了传统单一区域治理模式，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相契合，顺应了我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

跨国界区域合作。《路线图》提出“北线、西线、南线”能源战略布局，这一框架呼应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应了后续的“一带一路”倡议，展现了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战略视野。

低碳经济发展。《路线图》提出“2050年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比例超过50%”的目标，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这与2020年后全球碳中和趋势相呼应。《路线图》将低碳经济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提出发展新能源和清洁技术等方向，与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相呼应。其中，“碳排放量将成为区域发展资源”的观点在后续碳交易市场和区域碳补偿机制试点中得到实践验证。

全球金融体系重构。《路线图》在2007年就对美元主导货币体系的潜在风险作出预警，与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建议具有相似性。《路线图》将金融风险与生态、能源问题共同纳入国家安全考量，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维，为国家金融风险防范提供了重要参考。

以遵循科技领域演进规律作为行动指南

科学技术的进化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要遵循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来发展科学技术。《路线图》遵循了以下规律，并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验证了其正确性。

深刻认识到区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按照不同时空尺度区域发展综合研究设置各有侧重的研究方向。假设A与B区域为相同尺度的空间单元，且均为C区域的组成部分，《路线图》界定了3个空间尺度的研究范畴： A或B区域内部，涉及不同尺度空间单元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及其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 A与B区域之间，涉及相同尺度空间的差异性规律及其相互作用规律； C与A、B区域之间，涉及整体区域与局部区域的关系，以及不同空间的基本格局与尺度转换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这3个研究范畴基本涵盖了当前区域发展一般性规律研究的主要方面。

按照区域发展研究“因素-格局-过程-管制”的范式，组织6个研究模块。以现代区域分析方法和技术为支撑，探究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不同部门的布局理论和不同类型区域的空间组织原理，凝练格局生成的时空演变规律，提出调控人类空间行为、合理管制空间的对策体系。这种研究方式一方面体现出国内主流区域发展领域的特色，即以经济地理学为基础，从格局阐释入手，回溯发展过程以探究其成因与机制。另一方面，也与国际区域科学研究体系接轨，即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过程、注重数量化分析和理论模式模拟、遵循多学科综合研究、重视政策和对策研究。

遵循区域发展研究由“格局、过程”走向“模拟、预判、调控、优化”的演进规律，按照重要性、难易程度组织近中远期不同阶段的研究任务。近期的区域发展命题主要通过格局和过程的耦合研究，以揭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育规律；中远期的发展将通过模拟、预判、调控和优化，以进一步实现区域发展的科学化并推动自身的学科体系走向成熟。

实施评估：关键领域的推进空间

《路线图》提出了2050年我国区域发展领域将面临的四大战略需求，展现出前瞻性和时代特征。从整体架构来看，该研究准确把握了国际格局演变趋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中，将区域科技发展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宏观视角进行考量。在具体内容方面，《路线图》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针对金融体系重构、跨境区域协同治理、低碳技术革命等重大议题进行了系统性布局，体现了科技发展战略与国家重大需求的有机统一。同时，该研究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在复杂系统科学、地缘经济分析、生态安全评估等交叉领域持续深化研究，为构建支撑绿色低碳发展的国家科技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然而，在实施阶段，由于缺少在区域发展领域超期部署的科研工作，国土生态安全、跨国界区域合作、低碳经济发展、全球金融体系等方向的研究进展相对有限，因而尚未形成系统性突破。在当前强调因地制宜布局新质生产力、应对全球变化新趋势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在该领域的集成研究能力尚未充分发挥，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战略部署，以提升对国家重大需求的支撑作用。

前瞻性验证：“两山”理念与生态文明实践的科技预演

《路线图》适应生态文明新形态，提出区域科技应着力创建“地域功能生成与演变—城市化前景预测与调控—生态补偿机理与路径”3个集成命题与研究体系，展望2050年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集成命题依然具有合理的内在统一性和深远的外部影响力。

理论命题的科学预见与“两山”内核

地域功能生成规律与区域发展格局：奠定“两山”转化的空间基础。该命题植根于地理学空间分异理论，揭示了自然资源禀赋（“绿水青山”）与人类活动（“金山银山”）耦合的客观规律和地域功能形成的科学机理。它为识别、划定和保护生态空间（“绿水青山”本体），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布局发展空间（“金山银山”载体）提供了系统性认知框架。这为守护“绿水青山”、划定开发边界、形成主体功能区奠定了科学基础，是实现“绿水青山”保值增值的前提。

城市化前景预测与城乡统筹机理：优化“两山”转化的承载系统。通过整合人口动力学、社会经济学与空间模拟技术，该命题聚焦城乡人口流动、资源要素配置与空间结构优化，旨在构建城镇化进程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动态平衡模型，防止城市无序扩张侵蚀绿水青山；同时通过城乡融合为乡村的生态价值转化（如生态旅游、特色农产品）开辟通道。这为“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提供了技术路线图，确保城市化进程成为承载“两山”转化的有序系统而非生态破坏力量。

生态补偿原理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途径：破解“两山”转化的制度瓶颈。此命题是“两山”理念实践最直接的科技接口。它依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理论，核心在于将“绿水青山”提供的外部生态效益（如水源涵养、碳汇）进行科学量化（价值显性化），并通过制度设计（如补偿标准、交易机制）内部化为区域或主体的经济收益（金山银山），实现“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的生态经济良性循环。这直指“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核心障碍——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缺失，预期为设计跨区域、跨流域的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生态产品认证等政策工具提供理论模型和技术路径。

实施过程的优化方向：加速迈向系统性“两山”科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在区域发展三大集成命题研究中展现出差异化的战略响应能力：在地域功能理论创新和城乡发展实践领域，通过持续性的学科布局形成了显著的研究优势——地域功能空间识别技术体系支撑主体功能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国土空间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城镇化动力机制与乡村转型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级城市群规划和乡村振兴实施方案，体现了建制化科研体系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快速响应能力。然而，在系统性支撑“两山”理念全面落地方面，区域发展的研究布局和实施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研究持续性与政策周期的协调问题。当前，区域发展研究深度与行政任务周期存在较强关联性。在精准扶贫、城市群规划等阶段性国家工程结束后，相关领域的长期科学问题追踪机制有待完善，导致乡村发展动力机制、城乡要素流动与空间重构、超大城市群协同治理等基础理论储备相对不足。未来需建立更加稳定的科学问题演进研究框架，以支撑国家战略的持续深化。

科研资源配置与治理体系变革的适配性。随着部委直属研究机构专业化程度提升和地方新型智库快速发展，科研体系的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目前，“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决策支持”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尚未完全形成，在乡村振兴质量评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等新兴交叉领域的研究能力建设仍需加强。

关键领域的系统性研究布局。尽管生态补偿机制已被纳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但跨流域生态产权界定、生态产品交易制度设计等核心环节的研究仍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从政策概念向制度实践的转化效能。

总体来看，这种非均衡发展态势反映了传统任务型科研组织模式与长期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协调挑战，也表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理论供给、跨尺度知识整合和长效性政策储备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与资源配置机制，以更好地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

中国科学院的战略推进：主要进展与优化方向

研究能力建设的主要进展

自建院以来，中国科学院的区域发展研究始终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命题，通过构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复杂系统耦合研究范式，形成了具有显著学科特色的研究体系。《路线图》出版后，其战略导向作用显著，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指引。面向2050年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目标，《路线图》从3个方面着力推进学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基础理论方面。重点研究人地系统多要素耦合的“环境—社会动力学”机制，创新区域发展状态诊断模型与空间预警技术，深入探索城镇化进程中的能值代谢规律、要素流动网络效应及空间均衡阈值，持续深化人地关系地域分异规律研究，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理论框架。《路线图》实施以来，相关理论成果已应用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等重大区域战略的评估与优化，显著提升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支撑能力。

技术方法方面。提出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与多尺度模拟系统，初步建设多源数据融合平台与智能分析模拟系统。在《路线图》的推动下，在地理空间智能解译、区域发展过程模拟推演、多情景决策支持等技术领域展开布局，为建立“数据采集—模型构建—情景模拟—政策评估”的全链条技术能力奠定基础。

人才和平台建设方面。着力培育兼具复杂系统建模能力和政策设计思维的复合型团队，通过扩大研究队伍和成立新的区域发展研究机构，持续提升领域竞争力。依托《路线图》的学科布局启动了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和决策支持平台、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和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培养了一批具备国际视野的青年领军人才，强化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制化优势。

实施过程中的优化空间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创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标志着学科建制化进程取得重要突破。实验室建设初期采用“理论—技术—平台”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依托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支持开展人地系统耦合理论创新，同步构建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平台，初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和模拟技术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以下3个方面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平台能力建设的持续性支持。平台建设未获得持续性支持，影响了中国科学院支撑国家区域战略的基础科技能力的有效提升，同中央越来越重视区域战略的科技需求形成一定落差。在完成硬件设施基础投入后，理论建模工具开发、多学科方法集成、跨尺度数据同化等核心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完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情景推演”的技术链条。

协同创新机制的完善空间。当前，实验室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院属相关单元的数据共享标准、联合研究机制有待健全，在突破学科壁垒、形成“自然要素—经济过程—社会响应”的耦合分析范式方面仍需深化探索。

科研组织模式的调整需求。在现有评价体系与项目资助机制下，实验室的区域系统集成研究优势需要进一步强化。在如何更好地协调与青藏科考、地球大数据、美丽中国等专项工程与平台建设的关系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未来5—15年，相信中国科学院完全有能力通过优化实施，在以下3个方面取得进展： 在理论层面，人地系统动力学模型开发加快进度，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区域模拟系统； 在技术层面，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能力有一定提升，在空天地监测数据与经济社会统计数据的融合方面形成权威性； 在应用层面，决策支持功能进一步增强，以更好地服务于“双碳”目标下的区域协同治理等新型政策需求。

进一步提升中国科学院区域发展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中，最密集的是区域发展领域，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成的区域战略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10余次出现“布局”一词，包括“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等，科学合理的“布局”成为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政策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道路。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区域发展领域的国家重大需求依然日益旺盛。中国科学院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有组织的系统科研是支撑《路线图》报告的重要保障。未来要参照《路线图》的研究结果，聚焦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需求，深化“两山”理念实践路径的科技赋能，把区域发展领域建成中国科学院重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领域之一，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研究积累方面，应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系统推进研究储备工作。中国科学院的区域发展研究团队从1950年开始，就把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解决区域发展的关键问题作为学科建设的主导方向，坚持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形成了中国科学院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领域。尤其在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通过连续出版《中国区域发展报告》，主持完成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冀都市圈等重大区域规划研制任务等，中国科学院的区域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引领我国区域发展研究的学术中心、支撑国家区域发展决策和规划的科学思想库。建议未来鼓励和引导学者更多投身到“两山”转化的科技支撑体系中，在生态资源监测、价值核算、绿色产业技术集成等区域科技领域继续增进研究积累。

在有组织的系统科研方面，应采取以下多种方式提升区域发展研究的优势。① 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区域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综合研究提出总体报告、专题研究侧重区域发展的重要部门和领域，区域研究则是以我国典型区域的发展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这种研究方式是研究人文地理和区域协调发展基本常规的组织方式，应该继续坚持和发扬。② 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大团队合作方式。团队中既有经验丰富、深耕区域发展研究多年的老专家，又有在特定领域或典型区域研究上造诣精深、锐意创新的中年专家，更有未来将承担区域发展路线图研究任务实践的青年学者。依托各类研究力量，选择案例区域；依托学术权威在总体战略把握的力量，相互协调。③ 院内外学者、专家和决策者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吸纳高等院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学者，采取多种参与方式对项目进行咨询、研讨；认真听取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对我国区域发展前景的判断及对科技需求的意见。应该说，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有组织的系统科研，构建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发展研究领域无疑是中国科学院科技优势领域之一，未来应当按照《路线图》的指引，将区域发展塑造成为新时代中国科学院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领域之一。

（作者：郭锐，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刘汉初，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樊杰，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