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生态产品”这一概念，是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桥梁，即自然生态系统（绿水青山）的社会经济效益（金山银山）是通过“生态产品”得以体现。

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使用了“生态产品”这一中文概念。而在国际上与之对应的名词为“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或“nature positive”（自然正效益）。生态产品通常包括：物质供给类。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并被使用的物质产品，如粮食、油料、蔬菜、水果、木材、生物质能、水产品、中草药、牧草、花卉等生物质产品。调节服务类。生态系统为维持或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提供的惠益，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海岸带防护、洪水调蓄、空气净化、水质净化、固定二氧化碳、局部气候调节、噪声消减等。文化服务类。生态系统为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提供的非物质惠益，如精神享受、灵感激发、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美学体验等。也有学者按使用和支配方式，将生态产品分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四难”）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四难”在以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为代表的公共生态产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作为公共物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市场化和商品化水平低，难在市场上交易和流通，难形成一致的市场价值，难形成现金流进入信贷体系。

本文以北京市及北京市延庆区（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地区）和门头沟区（首个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诞生地）为案例，介绍了北京市准确把握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责任，创新理论、政策、方法和工具，解决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R）核算与变现过程中的“四难”问题。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类型

北京市在《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基础上，编制了地方标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DB11/T 2059—2022）；其中，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主要包括水源涵养、减少泥沙淤积、面源削减、洪水调蓄、固定二氧化碳、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噪声削减、防风固沙等10类。

价值潜力、价值实现与价值变现

价值，泛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本文认为价值“潜力”是产生这种有用性（强调“有用性”）；价值“实现”即使用了这种有用性（强调“使用性”）；而价值“变现”则指将这种有用性转变为货币收入（强调“货币性”）。

当前学界围绕生态产品总值（GEP）中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结果，到底是否为已经实现的价值仍存在争议。开展的生态系统服务流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分析的学者认为《规范》中的相关方法并未反映“已经被人使用”这一特点，计算结果反映的是“可以被人使用”（潜力）。

本文认为《规范》中核算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均为被人类使用的服务，与“流”和“供需关系”研究中的差别在于：“流”和“供需关系”只是明确了获益主体的具体范围（尺度），而《规范》中的方法并未明确范围尺度（换而言之，是各类服务对应的最大范围尺度）。例如，噪声削减，其获益主体是周围百米内的人群；空气净化，其获益主体可能是周围数公里内的人群；水源涵养，其获益主体可能是流域下游人群；固定二氧化碳，其获益主体是全球人类。

但本文认为“价值潜力”（或潜力价值）这一概念的引入，有助于理解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实现工作的各个环节（图1）：开展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是在积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潜力；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促进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实现；而让保护者和供给者（政府、机构和个人）获得经济回报则是在进行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变现。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价值变现”，概念边界较为清晰。但仍需特别理解：受制于生态系统调节服务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属性，它的价值变现路径仍需要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通过行政手段去创造稀缺性，创造与货币的交易条件。因此，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变现的最终交易价格是由政策创造的稀缺性市场形成，或资产修复/重置价值形成，可能与基于工程替代成本核算的价值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交易”，这里可将核算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元”视为一种当量单位，而不是市场的货币价值。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方法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是价值实现和价值变现的基础。一方面，通过货币价值化，使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可以统一单位并相加。另一方面，货币价值化评估有利于大家直观认识其价值。总体包括3个步骤：实物量计算；单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定价；单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实物量乘单价后加总。实物量的计算公式可参考《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DB11/T 2059—2022）。而价值量的定价方法，以替代成本法为主；仅“固定二氧化碳”指标，由于有碳汇市场，优先使用市场价值法。

面向管理应用优化核算方法

 消除不可控因素

在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应用于政府日常管理和交易补偿时，需要尽可能地剔除不可控因素和与其他工作导向相悖因素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将管理抓手和日常工作相结合，使管理应用有效。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中的不可控因素是指非当地人为可控因素，如定价中的价格因素，以及影响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实物量核算的气候变化因素。有研究表明，降雨因素对水源涵养、洪水调蓄等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年际变化具有显著影响，甚至可导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在相邻年份间出现数十亿元的偏差。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本地人为干预导致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变化，需要采用代表性年份的气象参数或多年平均气象参数计算，以及固定的单价来计算多年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使变化分析有效、结果可比。目前，北京市对标区域生产总值（GDP）中现价GDP和不变价GDP，提出当年GEP-R和可比GEP-R概念。当年GEP-R，又称名义GEP-R，指在当年气候条件和价格水平下，生态系统提供的调节服务价值。可比GEP-R，指扣除年际间气候（如降水）、价格水平等外部因素后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用于反映年际间的真实变化，更多反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目前，可比GEP-R已经应用在生态保护补偿等工作中。

从图2可以看出，未考虑气象可比的当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波动剧烈，而控制气象可比后的可比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波动更为缓和。因该数据尚未被政府公开，此处隐去价值数值，通过对比2020—2024年历年价值量与多年价值量均值之差来反映。

 修订导向相悖的方法

在实际的模型选取中，也会剔除与其他工作导向相悖的方法。例如，空气净化和水质净化模型中，当空气和水质达标，则评估污染排放量，认为所排放的污染物均被生态系统消纳，只要达标则排放越多越好；而当空气质量和水质不达标时，则计算生态系统的污染物净化量。在当前的环境质量管理中，各地均追求质量越高越好、排放越少越好。因此，在管理应用中，仅计算生态系统的污染物净化量，并不考虑环境质量是否达标。

 制度化运行核算工作

为了提升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的行政效力，根据政府工作分工，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承担核算工作，制定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技术规范》（DB11/T 2059—2022）和《生态系统分类制图技术规程》（DB11/T 2438—2025）等技术规范文件；北京市统计局出台具有法律效力的统计报表制度（《北京市部门数据共享制度（生态产品总值—试行）》），向相关部门定期采集数据；支撑北京市年度化开展市—区—乡镇三级核算。此外，为了兼顾北京市16个区的数据质量和公平性，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已连续多年在各区开展噪声削减系数、土壤理化属性、植被径流系数等重要指标的本地化调查，使结果做到横向可比（空间角度）、纵向可控（时间角度）。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变现与提升的制度准备

强化政策，创造工作基础

2022年11—12月，北京市先后印发《北京市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时代高质量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实施方案》《北京市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实施方案》，提出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应用于5个方面。

政府常规统计工作。探索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基础数据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定期发布全市及分区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

纵向生态补偿分配。建立健全以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为依据的市级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制度，率先在生态涵养区开展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逐步实现转移支付资金与生态产品总值挂钩。

横向生态补偿交换。先在生态涵养区与结对平原区之间试点探索利用结对协作资金实施生态产品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进而探索在不同功能定位的区之间开展交换，促进区域优势互补。探索基于生态产品总值考核的跨区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下级政府的工作考核。探索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情况适时纳入各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适时在生态涵养区以外其他区实行经济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双考核”制度。

干部离任审计。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作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对任期内造成生态产品总值严重下降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有关党政领导干部责任。

这些政策部署，直接关系下级政府和领导干部的“钱袋子”（财政收入）和“官帽子”（任职升迁）。通过政策创造了对高生态产品总值的需求，形成了生态产品总值的稀缺性。

并且，在北京市后续的政策落地过程中，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成为主导性角色，是稀缺性和供需关系中的重点。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当前的探索实践中，北京市的纵向生态补偿资金的分配和横向生态补偿（交易）都仅考虑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只基于公共生态安全产品（即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供给水平来分配生态补偿资金。另一方面，在生态产品总值的核算中，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和调节服务产品的构成中，调节服务产品价值占比超50%，具有绝对优势。

多元宣教培育工作氛围

为了提升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价值意识，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北京市还建立了面向政府、机构和居民的多维宣教体系，针对不同对象特征，采用差异化宣教方案，推动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实现形成社会共识。

面向政府部门宣传业务知识。北京市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设以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培训班，深入人大、政协及政府重点部门、各区、乡镇，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基本情况、核算方法、应用提升等方面，进行逐级培训。仅延庆区在2024年就累计开展15次专题培训，覆盖全区19个部门、15个乡镇，实现乡镇全覆盖，培训人数约1300人。

面向企业机构提供声誉赋能。延庆区于2025年试点向5家占地面积较大的机构颁发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牌，鼓励企业主动亮出生态产品价值，发挥奉献公众的企业社会责任精神。其中，中关村延庆产业园区成为我国首个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写入ESG（环境社会治理责任）的产业园区。

面向居民个人开展积分兑换。延庆区四海镇创新探索生态积分存折制度，对村民爱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态品质、增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供给的行为进行积分奖励。同时，设置积分使用场景，允许村民使用生态积分存折在超市、餐饮、住宿等场景中消费。该制度试行的第1年，积分最高的村民1年约可获得800积分（1积分等于1元人民币）。

智能工具便利工作过程

作为一项创新的科研应用工作，如何让复杂的理论和数学方法变得简明易懂，成为提升实用性和生命力的关键。为此，北京市及各区在实践探索中引入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云平台（图3），主要功能包括：① 智慧化核算平台。实现了从政府部门数据采集、一键自动化核算到空间可视化、报表可视化等价值核算业务智能化。② 影响预测大数据平台。建立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地理信息数据库，并据此开展建设项目影响预测，将项目级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速度提升1000余倍。③ 提升管理时空追踪平台等智能工具。根据提升管理路径，将待提升的空间斑块分类进行线上展示和工作登记，手机和电脑浏览器直接查看，免安装程序，免地理信息专业软件，极大地降低了知识和软硬件门槛，提升工作效率。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变现路径

政府端路径

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和工作考核目标创造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稀缺性，形成了3个价值变现的主要政府端路径（图4）。

纵向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参与北京约40亿元的年度生态涵养区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政策资金分配，这笔资金约占7个生态涵养区年度财政预算收入的10%。

横向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北京市构建了各区之间的“GDP与GEP-R交换”机制，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设定GEP-R完成目标，允许超额完成目标的区与未完成目标的区进行GEP-R交易，并且随着未完成目标（赤字）的增长，交易单价呈梯度递增。以北京市延庆区（生态涵养区）为例，其超额完成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预计在2025年度能向某非生态涵养区卖出5000万元，约占年度财政收入的2%。

生态性经营项目中的占补平衡交易。生态性经营项目（VEP），在政府文件中通常被称作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通过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创造经济价值，同时，又不减少公共生态产品（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供给。因此，为了实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不降低的目标，当项目区空间范围内无法通过生态修复实现内部占补平衡时，就需要向其他生态系统调节服务超目标增长区域购买。此类案例最早见于浙江省衢州市，一学校建设项目通过向当地缴纳21.78万元用于植被恢复，实现占补平衡。目前，北京市已完成相关政策和制度准备，出台了《北京市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及应用指南（试行）》。北京市延庆区、门头沟区、昌平区等地正在着手建立VEP项目库和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储备项目库。

随着这3类政府端主要路径的不断完善和常态化运行，预期还将传导至市场端产生更深远的影响：①将形成像碳汇市场一样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交易市场。国际碳汇市场是一个政策性市场，它的发展和运作受到政策法规的显著影响。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规定了附件一缔约方的量化减排指标，这是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基础。②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交易形成的可预期现金流，将被认可为生态资产（自然空间）经营开发项目贷款中的主要还款来源，使其具有了绿色投融资吸引力。

市场端路径

目前，政策性市场仍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直接变现的主要市场路径（图5），如“双碳”政策和碳汇交易政策所形成的碳汇市场，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新增4605亩碳汇林，在2年9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林子共计吸收了4216吨二氧化碳，其中2530吨被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预签发，并成功进入市场交易，收入7.59万元；在安徽、浙江的水质“对赌”交易，本质上是水质净化服务的交易；在北京所推动的GEP和GDP交换补偿交易，本质上是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交易。

除直接交易变现外，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通过促进物质供给产品（如土壤保持服务促进土质改善）、文化服务产品（如空气净化服务使空气更清新），以及其他环境敏感性产业产品（如水质净化服务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形成，间接参与了自发性市场的交易。只是这些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的价值已经内含在前述3类产品的价值中，间接进行了变现。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提升路径

北京市通过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进行地理探测器分析和空间冷热点分析，从80多个输入指标中筛选出影响最为显著的生态系统类型分布（数量）、植被质量（NDVI）和以行政区为单元的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以及按照部门职能划分和常规工作内容，制定了北京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提升的“提质—扩绿—保护—利用”四维工作方法。

 “提质”：提高生态系统质量

对比两年间植被类型未变，但质量降低的区域，作为植被质量提高潜力区。将潜力区空间斑块交由园林部门审核和乡镇审核，由其选择本年度可以进行生态修复的区域，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评估“提质”能够带来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增长潜力。如延庆区2024年相较2023年，大于1公顷的“提质”空间斑块累计621块、9.11平方公里，预期能够带来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提升的2.33亿元（图6）。

“扩绿”：扩大生态系统面积

筛选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裸土地空间斑块，作为优先绿化区域。将优先绿化空间斑块交由园林部门和乡镇审核，由其选择本年度可以进行绿化的区域，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评估“扩绿”能够带来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增长潜力。例如，延庆区2024年相较2023年，大于1公顷的“扩绿”空间斑块累计6块、0.13平方公里，预期能够带来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提升的0.12亿元（图6）。

“保护”：加强重要区域保护

筛选城市开发边界外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平均地均值最高的前10%的自然空间斑块作为重点保护区域。将重点保护区域交由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和乡镇审核，剔除不适用空间斑块后，将其他空间斑块列入重点保护区域。对当年计划占用这些区域的建设项目，进行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影响评估，并采取项目区内或外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占补平衡措施。例如，延庆区2024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重点保护区域涉及面积212.72平方公里，占行政区总面积的10.66%，占延庆区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总值的20.01%（图6）。

门头沟区的“一线四矿”文旅项目涉及重点保护区域（在生态保护红线以外），其地均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是全区地均价值的1.12倍。在规划立项阶段，通过对该项目初版规划方案的评估，认为该项目将导致重要保护区域内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下降9%；后经调整规范方案，增加生态修复区域，使重点保护区域内的价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长30%。

“利用”：减少开发利用损失

在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变化特征分析过程中发现，虽然一个区域的调节服务价值净变化量有限（如延庆区净变化量为+2.18亿元），但其纯增长（2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改善栅格的改善量之和，延庆区25.00亿元）和纯减少（2年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下降栅格的下降量之和，延庆区–22.82亿元）规模巨大，说明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损失”的管控同样重要。因此，在城市建设中，应尽可能地减少扰动（如优先选择适宜建设且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低值区域），保持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供给稳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筛选城市开发边界内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平均地均值最低的前10%的自然空间斑块作为优先利用区域。将优先利用区域交由自然资源与规划部门和乡镇审核，剔除不适用空间斑块后，将其他空间斑块列入优先建设区域，评估每个优先建设空间斑块的可能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损失，供建设项目落地选址使用。例如，延庆区2024年大于1公顷的优先利用空间斑块共17个、5.74平方公里，占区行政区总面积的0.29%（图6）。

讨论与展望

北京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变现与提升的工作亮点

北京市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变现与提升工作进行了系统性的创新探索，在整个工作体系中，有3个亮点尤为突出，可称为破题的关键。 明确了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政府作为保障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责任。以政策文件形式创造在下级政府间的公共产品稀缺性，形成价值变现和提升的现实需求基础。 以服务政府生态管理和社会治理为导向，以增强落地性和实用性为目标。按照政府工作目标优化价值核算方法，在价值核算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生态补偿分配和交易指标；根据政府部门工作逻辑，设置提升管理方向，采用智能化的管理工具。 重视宣教工作。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采用不同的宣传形式，面向政府部门以业务说明为主，面向企业机构以经营赋能为主，面向居民个人以生活实惠为主，准确地调动了不同群体的积极性。

科学研究的精准性与管理应用的实用性

将科学研究成果在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中进行应用，往往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基于科学原理，对科研成果的原型，进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改造。这样才能既“接地气”又“接天线”。在北京市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与应用过程中，科研团队与政府工作人员都给予对方充分的理解，以符合当前的上位管理目标为导向，对科研成果原型进行适应性改造；在保障科学合理性的前提下，删“繁”就简，让更多干部群众能够读懂和接受新鲜事物，让这项工作能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开展。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机制的再优化

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常态化开展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是一件无章可循的创新工作。比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工作体系，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仍需区分精细化普查式核算与年度常态化核算，进一步完善核算结果质量控制、发布、校核和修订制度。这样可以降低工作成本，提升工作效率，争取核算结果当年出——便于在本年度工作考核中采用；便于在次年3月植树季之前完成提升工作部署；便于客观认识核算结果变化，实事求是进行核算结果应用。

科学设置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管理目标

由于行政区范围内的国土空间面积有限，生活及生产空间对硬化地表的客观需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的提升，尤其是实物量提升会呈现增速减缓和逼近“天花板”的变化特征。北京市当前对于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提升的考核，从保护与发展的责任角度，引入了经济社会增长因素做参考，实行差异化的增长目标设置。但仍应考虑各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的客观约束，尤其是生态涵养区作为“优等生”的进一步提升潜力和投入产出比，优化价值管理目标。

（作者：韩宝龙，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区域与城市生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王琪、王浩琪、任英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区域与城市生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欧阳志云，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区域与城市生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