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的科学论断，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纪元。这一理念破解了传统发展模式中“要温饱不要环保”的对立困局。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得到改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十一五”以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整体呈现下降态势，累计降低43.8%，年均下降3.1%。全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已覆盖陆域国土的30%以上，中国绿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两山”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科学回应，是从“对立”到“共赢”的生态发展观的生动体现。它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体现了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深刻洞察，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思维。本文将2005年以来的时间轴划分为3个阶段，突出从地方实践（2005—2012年）到国家制度建构（2013—2017年）再到国际传播（2018年至今）的空间维度跃升过程，从“理念—制度—实践”3个层次解析“两山”理念的发展脉络与实践过程，旨在揭示“两山”理念如何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全球共识，为“两山”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导。

三阶段转换：中国方案的演进之路

破冰期（2005—2012年）：理念觉醒与地方突围

2005—2012年是“两山”理念的破冰期，核心特征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解“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局，“两山”理念开始觉醒，地方也在绿色发展实践层面进行突围。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赴安吉余村考察；在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9天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中提到，“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中论述了人们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进程，指出：“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这3个阶段既展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趋向和谐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反复强调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取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在这一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度层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确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这一辩证关系，揭示了生态产品的潜在经济价值。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提出“生态产品”概念，将其定义为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强调生态产品在环境修复和保护中的价值。这些理念和政策的提出，为后续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地方也在生态补偿领域开展了制度创新。例如，2005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按照“统筹协调、共同发展；公平公正、权责一致；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多方并举、合理推进”原则，提出了开展生态补偿的主要途径和措施，为生态保护提供了经济激励，推动了地方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理念的觉醒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力推动了实践层面的突围（图1）。浙江省安吉县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和实践先行区，率先开始了探索。2009年起，安吉县关停了全县80%的矿山企业，通过发展竹林碳汇交易、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安吉县的GDP从2005年的8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45亿元，成功实现了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转变。这一实践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还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

建制期（2013—2017年）：系统构建与全国推广

2013—2017年是“两山”理念的建制期，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从“地方试验”到“国家战略”的制度化升级，生态文明建设从局部探索走向系统构建与全国推广（图2）。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进一步深化了“两山”理念的内涵，为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认识提供了清晰指引。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这一理念突破了以往对生态要素孤立看待的局限，将整个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各要素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201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015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动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深入持久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同年9月，“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写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顶层设计上为践行“两山”理念提供了行动准则。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并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

为推动全国层面深入践行“两山”理念，2017年，环境保护部在全国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创建工作。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安徽省旌德县等13个地区第一批入选，成为探索“两山”理念实践路径、总结典型做法和经验的重要载体，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建设者们通过持续植树造林，在茫茫荒原上筑起一道牢固的绿色长城，森林覆盖率从建场初期的11.4%提高到如今的82%。凭借良好的生态产品优势，塞罕坝发展起生态旅游、苗木培育等绿色产业，实现了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到“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的华丽转身，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典范。安徽省旌德县依托丰富的生态产品，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森林康养产业，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当地的灵芝、茶叶等有机农产品闻名遐迩，森林康养基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升华期（2018年至今）：价值转化与全球贡献

2018年至今是“两山”理念的升华期，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实现生态产品向生产要素的质变，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图3）。2018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大会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六项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年6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致辞《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创繁荣美好世界》中提到，“我们将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及“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担当。”2021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核心的全球生态文明观是“两山”理念的升华，为“两山”理念的传播与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促使世界各国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在实践领域，多地创新模式推动了“两山”转化。内蒙古库布其沙漠借助“光伏+治沙”模式，修复植被10万亩，年均发电量达41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123万吨。三明市2019年启动林票制度改革试点，到2024年累计制发林票总额7.7亿元，试点村通过收取林地使用费等，每年村集体增收5万元以上。在国际上，中国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连续多年居全球第1位；2013—2022年，中国通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总额已接近450亿美元。

目前，我国持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保护补偿等相关政策和法律，为“两山”转化提供政策保障。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明确了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保障机制和推进机制。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明确生态产品总值核算指标体系、具体算法等，推进核算标准化。2024年，《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该条例是中国生态保护补偿领域首部专门法律法规，标志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入法治化阶段。

“两山”理念充分体现了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转换的阶段性演化路径（图4）。早期人们关注点集中在生态系统直接提供的生态产品上，而对于人为驱动或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共同驱动的生态产品的关注相对较少。理论上，传统的资源粗放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实际地租的经济价值下降，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从长期发展看，基于生态优先发展模式的生态产品价值最大化，是扩大生态系统服务时间以换取更大可持续发展空间的生态价值导向路径。各种各样的生态修复工程，就是为了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改善自然环境条件，也是放大生态产品的综合价值、增加生态级差地租、实现“绿水青山”的价值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逐步完善，企业、研发团队和公众则分别是生态文明建设行动和生态修复的主力军、智囊团和受益者。

现实挑战：转型中的三大瓶颈

综合考察全国及地方在过去10多年的“两山”转化实践经验发现，过去强调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向现在注重生态优先的转型过程依然存在诸多困境，突出体现在核算体系、区域协同和转化渠道等3个方面的现实挑战。

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尚不完善

生态价值核算缺乏统一标准。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是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计量工具。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作为各地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总体参考。但是在实践中，各地关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范围和方法尚缺乏统一的标准。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例，有的地区侧重于林木经济价值核算，忽略了森林在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等方面的生态服务价值；有的部门在核算时，因技术手段落后，导致核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这种核算标准的不一致，使得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难以得到准确反映，阻碍了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和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

核算方法不完善同样制约着生态价值核算结果的有效应用。现有的核算模型多基于理念假设，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例如，部分模型在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时，难以将不同物种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纳入考量，致使核算结果无法真实反映生态系统的综合价值。此外，部分生态产品，如碳汇价值核算标准以“成本法”为主，导致其核算价值偏低。

跨区域协同机制存在梗阻

区域间生态产品分布不均衡与地区发展诉求的差异，致使跨区域资源配置机制难以达成有效共识。一些生态产品丰富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希望通过生态产品开发实现经济增长；而生态受益的发达地区，往往更关注生态保护的成果，对生态产品开发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区域生态补偿标准与责任分担的错配也阻碍了生态补偿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例如，长江经济带水源生态补偿方面，不同区段生态补偿考核指标和补偿标准具有显著差异，不同区域对生态补偿的责任分担失衡导致跨区域协同较难持续推进。

现行跨区域协同管理体制的缺陷，进一步加剧了协同机制的梗阻。在生态环境治理、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和高效的沟通机制。各地区在制定政策和规划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忽视了跨区域的整体利益。省际责任划分模糊导致部分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事件难以追责，这种责任划分的不明确，使得区域间的协同治理面临诸多困难，难以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

市场化转化渠道亟待拓宽

生态产品市场发育不完善。 许多生态产品的市场主体参与度较低，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拉动。以生态农产品为例，消费者对其认知度不高，加上市场监管不到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导致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的信任度下降，认为生态产品定价偏高。 许多生态产品价格未能充分体现其生态价值，使得生产者认为生态产品定价偏低。这种生态产品供需不匹配阻碍了“两山”转化的市场化进程。

金融支持力度不足。生态项目一般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并且针对生态项目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这使得金融机构对其支持较为谨慎。一些生态修复项目因缺乏资金支持，进展缓慢。目前，绿色信贷保持较快增长，2024年末绿色贷款余额为36.6万亿元，未来仍需继续加强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

实践路径：构建“四轮驱动”新机制

未来要实现“两山”转化的机制创新，必须从市场化定价、区域利益协调、数字技术赋能和法制保障等4个方面打造“四轮驱动”新引擎。

建立市场化定价交易体系

市场化定价交易体系是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通道的关键桥梁，对于激发生态产品的经济活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借助科学、合理的市场化定价交易体系，不仅能够精准衡量生态产品的价值，还能为其在市场上的流通和交易提供明确指引，有效促进生态产品的优化配置。

在定价环节，要构建科学的生态产品价值（GEP）评估体系。例如，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分类与估值技术规范，将森林碳汇、清洁空气等纳入交易目录，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交易的制度框架。在交易环节，需打造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示范，探索建立涵盖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等多种生态权益的统一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在监管环节，制定完善的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严厉打击市场操纵、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交易秩序，保障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顺利进行。在试点方面，武夷山、青海湖等试点区已推行“GEP核算—财政转移支付—市场交易”的三级价值实现路径，为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为市场化定价交易体系提供重要支持。例如，安吉县推出的“竹林碳汇价格指数保险”，发挥风险分担作用，为生态产品价值的交易保驾护航。重庆广阳岛试点发行“生态治理专项债”，并采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进一步拓展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金融渠道。通过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实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完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

区域间生态产品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完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区域间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促进各地区在“两山”转化过程中实现共赢，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

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平衡区域间的生态保护与发展利益。例如，在长江、黄河等大流域推行“水质对赌协议”，当上游断面水质优于Ⅱ类时，下游地区以一定价格对上游进行补偿；若水质低于Ⅲ类，上游需支付赔偿金。这种双向补偿机制不仅明确了责任和义务，还通过经济手段促使各方积极改善水质。同时，建立省际生态补偿基金，按GDP的一定比例提取——东部地区多缴、西部地区少缴，这种差异化的缴费方式充分考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助于实现生态补偿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推动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拓展“两山”转化空间。 结合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开展产业对接与合作。例如，皖苏产业合作示范区模式，通过共建开发园区既促进了产业合理布局，还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生态飞地经济模式，是跨区域产业合作又一创新举措。鼓励开发区通过在其他地区设立“飞地园区”分享收益。例如，淳安县在西湖区设立“千岛湖智谷大厦”，吸引数字经济企业入驻，税收反哺本地；这种模式既保护了生态敏感区，又实现了经济收益。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支撑

数字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两山”转化过程中，能够为生态产品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新的思路和手段，提升“两山”转化的效率与质量，开创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构建生态治理智慧平台是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在顶层设计中建立“数字孪生”系统模拟生态环境变化，整合卫星遥感、地面监测等多源数据，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实时监测和精准管理。例如，蚂蚁集团的“绿色能量”技术方案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碳足迹溯源，每吨林业碳汇生成唯一数字ID（身份标识号），防止重复交易，这不仅提升了碳交易的透明度，还保障了生态产品价值的精准实现。

生态修复技术的突破是实现“两山”理念的重要保障。加强生态修复专项研究，重点突破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高原湿地保护等技术，能够有效提升生态修复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在西北沙区推广“光伏+生态治理”集成技术，实施“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的立体模式，不仅实现了清洁能源的开发，还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恢复。这种技术集成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还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持续的资金支持，推动了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健全法治保障体系

健全的法治保障体系是“两山”转化顺利推进的坚实后盾，能够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推动“两山”转化行稳致远。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当前生态环境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生态产品的权益归属，界定生态保护与开发的边界，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惩处力度。

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组建专业的生态环境执法队伍，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执法能力。运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卫星遥感、无人机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执法监管的效率和精准度。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形成执法监管合力。持续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扰乱生态产品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市场秩序。同时，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奖励制度，举报查实后可按案件标的额一定比例给予奖励，这一措施将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

展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卷

“两山”理念的演进史是一场发展观的重塑革命。自“两山”理念提出以来，历经理念萌芽与地方探索的初始阶段、体系化构建与全国推广的发展阶段，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深化与全球影响力拓展的升华阶段，实现了从地方经验到全球共识的重大跨越，成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论依据。从安吉余村的矿山复绿，到塞罕坝的万亩林海，再到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治理，中国正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这一发展路径不仅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在“两山”转化的实践过程中，依然面临着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尚不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存在梗阻、市场化转化渠道亟待拓宽等现实挑战。这些瓶颈制约着生态产品向经济优势的高效转化，需要持续发力。只有通过建立市场化定价交易体系、完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支撑和健全法治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才能实现突破。

面向未来，“两山”理念将持续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生态红利、科技赋能激活绿色动能、全民参与共建美丽中国。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分享中国在“两山”理念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模式，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的高度，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篇章。

（作者：沈镭，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张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钟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