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两大重要路径，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生态产业化的本质，在于将生态资源、环境禀赋及其服务功能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的方式，实现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的系统性转化，其核心在于识别、量化、显化并交易生态产品与服务。产业生态化是对现有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进行系统性重构，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循环利用为目标导向，使人类生产过程及结果最大限度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代谢规律。积极探索二者的协同机制与融合效能，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加快生态产业化，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

生态产业化是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路径，旨在构建完善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确保生态保护的外部正效应得以内部化。生态产业化的蓬勃发展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为生态资源富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发展动能、注入经济活力，同时提升公众对生态价值的认知，使节约资源、保护生态、修复环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生态产业化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生态产品的科学界定与价值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逻辑起点。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蕴含着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但需要突破传统商品的局限，融合生态学、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方法，明确界定物质供给类、调节服务类、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的类型，构建覆盖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综合核算体系，建立权威、统一、可比的核算标准与规范。例如，浙江省丽水市创新“GEP核算体系”，对生态产品总值进行科学量化，为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价值依据。福建省三明市在全国率先探索林票制度，将国有林业企业的股权以“票”的形式量化到林农手中，使林农真正成为森林资源的主人并分享到增值收益，实现“叶子变票子、青山变金山”的生动转化。

明晰的产权归属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前提。开展市场交易，需要明确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属，尤其是要解决好公共性、非排他性生态产品的产权界定难题。在此基础上，着力培育多样化市场。首先，培育政府主导的交易市场。通过生态保护补偿、政府购买服务、配合设定分配等政府介入方式，实现公共生态产品的价值变现。其次，培育经营主体主导的交易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用水权交易、林业碳汇交易、绿电绿证交易、生物多样性抵消等市场化机制，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再次，实现创新型价值转化。优质的生态农产品、生态旅游、清洁能源，是生态产品在市场上的具体形态。依托这些优质生态资源的品牌溢价，叠加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标签认证等政策促进举措，可间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例如，在“天然氧吧”浙江磐安，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空气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中药材种植和生态康养旅游，出产的生态农产品价格远高于市场均价，高山茭白价格可达普通茭白的2到3倍，且供不应求，生态旅游收入更是连年增长，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多样化的经营主体与产业运营，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平台载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依托经营主体的市场活动，生态产业化标志着生态价值创造走向规模化、链条化，需培育和壮大专业化生态产品供给与运营主体，推动生态资源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经营，加快产业链深度整合，创新商业模式，探索“生态保护修复+产业导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共享发展模式。“十四五”以来，国家加大对生态产业的支持力度，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把储备林、经济林果、林下经济、种苗花卉等作为重点，每年拨付资金支持这些产业项目发展。各地因地制宜积极培育特色生态产业，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生物医药等，形成区域性生态产业集群。例如，云南省普洱市不仅是普洱茶的重要产地之一，更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集茶叶种植、精深加工、茶文化旅游、茶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培育一大批从事茶产业的经营主体，年产值数百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经济引擎”。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库布其沙漠，亿利资源集团经过数十年治理，发展起集沙漠光伏、生态牧业、甘草医药、生态旅游于一体的沙漠绿色经济产业链，成功实现“沙退人进、绿富同兴”，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了中国方案。

健全的法规标准和稳定的交易规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撑保障。当务之急，需要构建多维度协同推进的支撑体系。其一，健全法规标准。明确界定生态产品的法律地位与财产权属，清晰勾勒生态产品进入市场交易的准入条件、定价基准、流转程序以及权益保障机制，为开展市场交易确立稳定可靠的运行规则，从源头上消除制度模糊性。其二，激发市场动能。通过精准的财税优惠政策、创新的绿色金融工具以及灵活的土地使用支持政策，实质性降低生态保护成本与经营成本，有效引导社会资本与经营主体踊跃参与生态产品的供给与价值实现。其三，强化科技支撑。构建覆盖全域的生态监测网络，研发并应用与国际接轨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与技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为生态产品的精准度量、高效管理和价值增值提供强大技术引擎。其四，筑牢安全底线。鉴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防控机制不可或缺。需要前瞻性设计应对市场供需剧烈波动的调节工具，如储备机制等，并构建针对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潜在生态风险的评估、预警与应急处置体系，确保生态产品市场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稳健发展。

推进产业生态化，夯实绿色低碳发展的结构性支撑

产业生态化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其关键目标是重塑产业系统的能量和物质代谢过程，实现与地球生态边界的协调，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产业生态化通过减轻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促进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通过降低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强度，为破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与发展所需资源保障难题提供可行路径。推进产业生态化，重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产业结构高端化与绿色化。一方面，大力发展绿色种植、环保养殖等生态友好型农业，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保障作用，推动实体经济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绿色标准、环境准入、碳排放约束等手段，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实现产业结构整体向高效、低碳、高附加值方向跃迁。

生产过程清洁化与循环化。应推行源头减量与清洁生产。全面推行源头减量与清洁生产，通过改进工艺、更新设备、使用绿色原料、加强过程管理，实现资源能源消耗最小化及从生产源头减少资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应加强过程交互与资源循环利用。循环经济强调“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在企业内部，推行物料循环、能源梯级利用；在园区层面，构建生态工业园，实现企业间副产品与废弃物的交换利用、能量物料的集成共享；在社会层面，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发展再制造产业，实现物质的大规模闭环循环利用。应做好末端治理与生态修复兜底保障工作。对于不可避免产生的污染物，需要进行高效、安全的处理处置。同时，对历史遗留的工业污染场地、矿山塌陷区等进行生态修复，恢复其生态功能与景观价值。

能源消费低碳化与清洁化。把节能提高能效与发展新能源，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两大重要抓手。一方面，加大传统产业节能改造力度，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工业余热余压回收利用，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和设备，实施重大节能降碳工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核电等清洁低碳能源，稳步提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结构根本性转变。全面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用能领域的电气化进程，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

技术创新源头化与普及化。产业生态化离不开绿色低碳技术的加持赋能。结合当前相关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现状，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包括：高效节能技术、先进可再生能源技术，低成本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污染深度治理技术以及数智化赋能绿色制造技术等。技术创新需要重点抓好两大环节：“从0到1”的原始创新环节。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容忍创新失败，强化产学研协同，促使高校或企业的实验室产生更多原始创新成果。“从1到100”的推广应用环节。运用市场化机制，推动更多先进适用的绿色低碳技术进入市场、成为项目落地实施，加速技术推广与产业化应用。

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深度融合的统一体

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共同构建起资源利用高效、环境友好、生态健康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生态产业化过程中需要运用生态化理念和技术，“唤醒”自然宝藏、激活发展新动能；产业生态化则需要依赖优质的生态本底和环境容量，助力传统产业清洁高效发展。二者协同互促、交织共进，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目标同向实现价值耦合。共同指向可持续发展。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均以破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为共同目标，追求经济发展、生态良好、社会公平的统一。价值创造协同。生态产业化为产业生态化提供价值实现的出口和增量空间，如碳汇交易可为主动减排的企业创造额外收益。产业生态化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绩效，降低生态产业化的运营成本与运营风险，并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和技术支撑，如绿色制造要求尽可能使用生态环保的原材料，污染治理技术可有效保障生态产品的绿色品质。低碳发展协同。森林碳汇、湿地固碳等生态产业化，本身就是重要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抵消碳排放、实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降碳路径。产业生态化则直接减少生产端的碳排放。

过程交互促进要素流动。其一，把生态资源作为共同生产要素。清洁的水源、空气、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等优质生态资源，既是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化的基础，又是产业生态化追求的环境绩效目标。其二，技术共享可产生互促效应。无论是生态修复、绿色农业等生态产业化项目，还是工业节能降碳等产业生态化项目，都需要利用生态监测、环境修复、资源高效利用等绿色低碳技术，二者技术需求相互驱动，更易产生复合创新效应。其三，资金循环与市场联动。生态产业化创造的收益可用于反哺产业生态化所需的绿色低碳改造投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工具，可同时服务于生态产业化项目和产业生态化项目。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为二者提供共同的价值衡量平台与交易平台。

空间耦合推动融合发展。首先，生态区域产业化发展。在生态功能重要区、自然资源富集区等生态区域，通过将生态资源保护修复、生态产品生产加工、生态品牌打造、生态康养旅游等业态进行空间集聚，可形成特色鲜明的生态产业园区或集群。其次，产业园区生态化升级。对传统工业园区等进行节能降碳和循环化改造，不仅可以促进园区企业实现清洁生产、循环链接，还可以推动园区整体融入区域生态系统，利用周边生态资源提升园区环境品质，发展绿色服务，形成“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现代化产业园区。而园区内分布式光伏、废水再生利用等生态产业化项目，则可直接服务于园区实现生态化。再次，空间规划优化布局。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风电项目、循环经济项目等产业发展留出必要空间，促进绿色低碳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相得益彰。

政策协同促进绿色增值。应建立统筹协调的规划体系。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三线一单”要求，与主体功能区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深度融合，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应完善激励约束并重的政策体系。强化能源环境领域的法规标准约束，持续完善财税、价格、金融等激励政策，与节能降碳补贴、绿色技术研发等绿色转型政策进行整合优化，可产生显著的价值溢出效应，实现绿色增值。应构建执行有力的制度机制。健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以及绿色采购制度等，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环境权益交易、绿色金融标准等基础性制度体系，构建谁受益、谁付费的生态保护补偿、损害赔偿机制，为两大重要路径协同共进提供坚实的制度机制保障。

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强化系统思维与顶层设计。超越部门条块分割局限，将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作为有机整体，在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空间规划、产业政策、环境政策中，进行统筹谋划和系统部署。引导地方研究制定融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综合性规划与路线图。聚焦能源发展、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循环经济等细分领域，持续完善支撑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设施体系。

创新价值核算机制与市场机制。持续深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推动核算结果在决策、考核、交易中的应用。大力发展多样化、多层次的生态产品市场，积极探索碳汇、生物多样性、水源涵养等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模式。健全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突出科技创新核心驱动力。科技支撑是实现两大重要路径深度融合、效能提升的关键驱动力，需要加大对新能源技术、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技术，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技术，以及数智化赋能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和示范推广力度。建立促进绿色低碳技术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的高效平台。

深化制度供给与治理创新。加快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环境税费政策、绿色金融体系、法规标准体系，强化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导向。探索建立体现生态产品价值、引导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政绩考核体系，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治理模式，鼓励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激活绿色金融与投资动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积极开发绿色保险产品，为绿色低碳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探索碳汇预期收益权、排污权等生态资源权益抵质押融资。完善支持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标准认证体系。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汇聚共建美丽中国磅礴力量。

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是驱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两大重要引擎，其协同演进深刻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逻辑。生态产业化致力于将沉睡的自然资本“唤醒”，使其生态服务功能在市场机制中的价值得到彰显；产业生态化则聚焦于重构产业系统自身，使其运行模式契合地球生态循环法则，并显著降低对自然生态的负面影响。二者在目标上同向共进，在过程中交互赋能，在空间上融合共生，共同形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坚实双轨。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协同，有效破解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传统张力，构建起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

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编：《建设美丽中国的探索实践——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成果案例汇编》，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23年。